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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移民]留学移民生活苦与乐 不是简单的搬家

有这样一群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,他们离开亲朋,远离家乡,选择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。那段时间,张祥每天要陪着客户吃喝、去KTV,凌晨才能回家,但是,吃得太多、喝得太多、玩得太多,也是负担。

有这样一群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,他们离开亲朋,远离家乡,选择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。对他们来说,移民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。从重新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开始,努力融入当地的生活,再到在异国安身立命,他们的每一步都经历了失落与彷徨、逃避与挣扎。

喜欢这里的教育

4年前,深圳的李文(化名)在国内念完大学,收到了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远赴加拿大留学。取得硕士学位后,李文通过“经验类移民”,留在了加拿大。

这是个艰难的决定。

“我家在深圳,父母的工作都还不错。在国内,有家人、有朋友,念完硕士回国工作的话,日子应该过得去。”李文坦言,“抛弃”这些,留在异乡,需要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。

当然,对李文来说,天平另一端的分量更重。因为,国内的竞争太激烈,生活环境也不算太好。尤其是深圳这样的城市,大学生每月的平均工资也就两三千元,好一点的五六千元,但这些都不足以跟房价相抗衡。

“如果回深圳,不靠父母,光靠自己,可能十年都赚不来首付。”李文说,在加拿大,压力要小很多,正常的白领都能开车、买房。

对一个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来说,李文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加拿大的教育。两年间,李文感受到了注重人格塑造的教育。

“这里的老师不是很在意学生的分数,而是关心学生对知识是不是感兴趣。”李文说,老师不会用一种方法教几百人,非常个性化,也不会用分数衡量一个学生。

当李文决定留在异国他乡的时候,父亲变得比以前“煽情”了。比如,他经常在视频里说,“女儿,爸爸爱你,在那么远的地方,好好照顾自己”。

父亲的温情在网络上,李文的真实生活却是陌生的、枯燥的、寂寞的。一开始,李文“跟傻子似的”,不会坐公交车、不会买票、不知道哪里能买什么东西。这个熟悉的过程持续了1年,“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重生一样”。

之后,李文开始每天说英语,改变生活习惯,熟悉当地文化……这些问题她在移民之前都曾想到过,但“没有想得很透彻。”如今,李文在多伦多的一家培训学校做会计。虽然这里的工作氛围“很轻松、很平等”,但中西文化之间的思维差异,仍是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“我这个年龄出国的人,思维方式基本定型了,很难融入西方社会。”李文原来觉得,学习成绩越好,就越能得到用人单位的看重。于是,李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,都在想办法提高考试成绩。可当她找工作的时候,才发现之前的认识是一个误区,加拿大公司更注重能力,注重实践经验。

“不管怎么样,既然留在了这里,就要有信心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。”李文说。

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方式

去年,上海的张祥(化名)“获准”在澳大利亚永久居住。回想张祥的移民经历,动因是短暂的“失业”。

2007年,张祥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毕业,有一段时间,他没有找到工作。抱着“撞大运”的心理,他参加了雅思考试,拿到了“4个6”。

这个成绩让张祥得到了悉尼大学会计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“选专业的时候,我还是费了一番心思。”他说,如果走学业移民的途径,会计专业的概率会大一些。

不过,事与愿违。2009年,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收紧,张祥在毕业时没有如愿拿到“绿卡”。“当年,澳大利亚政府要求雅思成绩达到4个7以上。我考过4次,但是都没达到要求。”

无奈之下,张祥回到上海,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。于是,他不断地穿梭于各种应酬场合,“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,就要先疏通关系”。

那段时间,张祥每天要陪着客户吃喝、去KTV,凌晨才能回家,但是,吃得太多、喝得太多、玩得太多,也是负担。

“我觉得疲惫不堪”,张祥开始怀念澳洲的生活,平淡、恬静,移民的念头又冒了出来。可是,当张祥的太太申请到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之后,张祥开始心有顾虑。他28岁了,工作有了起色,刚在国内稳定下来,现在却要丢开这一切,去另一个国家重新开始,“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不应该走”。

很快,张祥就体会到了从零开始的艰辛。

有一次,张祥很晚才从市中心坐公交车回家,却不知道地址在哪里。他结结巴巴地跟公车司机说了半天,也说不清楚,司机不耐烦地把他赶下了车。最后,张祥徒步走回了家。

如今,这样“好笑”的经历已不会发生。

张祥每周在一家清洁公司工作4天,客户稳定,收入也不错。妻子在一家赌场里“发牌”,收入丰厚。最让他满意的是,饮食规律,不用被迫喝酒,“想怎么过就怎么过,用不着迎合别人的节奏”。

平常,他们会去健身;周末,他们会去海滩晒太阳、潜水、钓鱼。虽然“可能有人会觉得没出息”,但张祥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,“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”。

张祥现在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,会用“很好笑”形容初到澳洲的经历。

“如果回国,我反而会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方式。” 张祥说,“我毕竟有了选择生活的机会。”

坚持就是胜利

小零(化名)在到澳大利亚后不久,就真正体会到了“孤立无援”的滋味。

2008年,15岁的小零离开福州,去澳大利亚半工半读。开始,她住在母亲的朋友家,但一周后,母亲的朋友突然要她搬走。

小零喜欢刺激,对新环境的第一反应是惊喜,很少会犹豫、伤感。但彼时彼刻,她流泪了。“我一个亲戚和朋友都没有,就恳求她,说可不可以再住几周,找到房子就走。可她非让我搬,看都不看我,非常决绝。”

没办法,小零只能找房子。为了省钱,她看到有一个65澳元住一周的地方,立马就搬了过去。这个房间紧凑地摆了4张床垫,连个床架都没有,4个人满满当当的。

安顿下来的小零开始找“可以维持生计”的工作,半年以后,才找到了一份直销减肥产品的工作。

“印象比较深的是,我的一位室友比较胖,很想减肥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,准备了一套‘推销词’,结果出乎意料的成功,她不仅买了我的减肥产品,还成了我的‘下线’。”小零的“单子”越来越多,不到1个月,岗位就升了一级,但这并没有帮助她摆脱经济上的拮据。

“这份工作短期内根本不赚钱,反而还倒贴钱。”小零说,“我妈寄给我的生活费,我都拿出来了。那段时间,没钱吃饭是常有的事。”

无奈之下,小零只好寻求其他出路。

小零在澳大利亚的的第二份工作,是在一家华人开的按摩店里做按摩师。

“没有按摩师资格证,学了几次,就上手给客人做颈肩背的按摩。一开始还很紧张,怕出错,怕自己手艺不行。”小零说。

不过,虽然这个行业很规范,她也“不会跟国内的人说自己做过按摩”,免得人家浮想联翩。

小零的很多同事都是中国人。他们大多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,都是刚移民到澳洲,一时找不到工作,不得已只好做按摩。

一对50多岁的北京夫妻给小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因为儿子移民了,他们就跟着儿子来了澳洲。之前,夫妻俩在一家国企上班,都是领导,生活条件优越。来这里,是想靠澳洲的福利过日子,但一来没有入籍,二来还没到澳洲法定的退休年龄,只好“一边工作一边熬着”。

“他们很后悔。”小零说,在国内,他们可以去朋友、亲戚家串门喝茶;在澳洲,他们“觉得按摩不光彩”,不愿意跟国内的朋友联系。夫妻俩又不懂英语,和当地人基本上没有来往。

在小零身边的移民中,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“有一位青岛的阿姨,她在这边做清洁工,如果有人问起,她就说自己在澳大利亚卖包子,她觉得这样听起来体面些。”小零说,这是思想差异,“我并不觉得做清洁是什么丢人的事儿,相反,我很喜欢这份工作。”

“一开始,我是在一家清洁公司做,后来产生了一些矛盾,就辞职了。”小零说,很多客户打来电话,希望她还能继续为他们做清洁,“他们非常感激我帮他们解决了家务问题”。

如今,两年下来,小零的客源越来越多,她计划聘请员工,组建自己的清洁团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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