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这样一群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，他们离开亲朋，远离家乡，选择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。那段时间，张祥每天要陪着客户吃喝、去KTV，凌晨才能回家，但是，吃得太多、喝得太多、玩得太多，也是负担。
有这样一群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，他们离开亲朋，远离家乡，选择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。对他们来说，移民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。从重新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开始，努力融入当地的生活，再到在异国安身立命，他们的每一步都经历了失落与彷徨、逃避与挣扎。
喜欢这里的教育
4年前，深圳的李文（化名）在国内念完大学，收到了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远赴加拿大留学。取得硕士学位后，李文通过“经验类移民”，留在了加拿大。
这是个艰难的决定。
“我家在深圳，父母的工作都还不错。在国内，有家人、有朋友，念完硕士回国工作的话，日子应该过得去。”李文坦言，“抛弃”这些，留在异乡，需要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。
当然，对李文来说，天平另一端的分量更重。因为，国内的竞争太激烈，生活环境也不算太好。尤其是深圳这样的城市，大学生每月的平均工资也就两三千元，好一点的五六千元，但这些都不足以跟房价相抗衡。
“如果回深圳，不靠父母，光靠自己，可能十年都赚不来首付。”李文说，在加拿大，压力要小很多，正常的白领都能开车、买房。
对一个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来说，李文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加拿大的教育。两年间，李文感受到了注重人格塑造的教育。
“这里的老师不是很在意学生的分数，而是关心学生对知识是不是感兴趣。”李文说，老师不会用一种方法教几百人，非常个性化，也不会用分数衡量一个学生。
当李文决定留在异国他乡的时候，父亲变得比以前“煽情”了。比如，他经常在视频里说，“女儿，爸爸爱你，在那么远的地方，好好照顾自己”。
父亲的温情在网络上，李文的真实生活却是陌生的、枯燥的、寂寞的。一开始，李文“跟傻子似的”，不会坐公交车、不会买票、不知道哪里能买什么东西。这个熟悉的过程持续了1年，“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重生一样”。
之后，李文开始每天说英语，改变生活习惯，熟悉当地文化……这些问题她在移民之前都曾想到过，但“没有想得很透彻。”如今，李文在多伦多的一家培训学校做会计。虽然这里的工作氛围“很轻松、很平等”，但中西文化之间的思维差异，仍是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“我这个年龄出国的人，思维方式基本定型了，很难融入西方社会。”李文原来觉得，学习成绩越好，就越能得到用人单位的看重。于是，李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，都在想办法提高考试成绩。可当她找工作的时候，才发现之前的认识是一个误区，加拿大公司更注重能力，注重实践经验。
“不管怎么样，既然留在了这里，就要有信心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。”李文说。
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方式
去年，上海的张祥（化名）“获准”在澳大利亚永久居住。回想张祥的移民经历，动因是短暂的“失业”。
2007年，张祥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毕业，有一段时间，他没有找到工作。抱着“撞大运”的心理，他参加了雅思考试，拿到了“4个6”。
这个成绩让张祥得到了悉尼大学会计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“选专业的时候，我还是费了一番心思。”他说，如果走学业移民的途径，会计专业的概率会大一些。
不过，事与愿违。2009年，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收紧，张祥在毕业时没有如愿拿到“绿卡”。“当年，澳大利亚政府要求雅思成绩达到4个7以上。我考过4次，但是都没达到要求。”
无奈之下，张祥回到上海，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。于是，他不断地穿梭于各种应酬场合，“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，就要先疏通关系”。
那段时间，张祥每天要陪着客户吃喝、去KTV，凌晨才能回家，但是，吃得太多、喝得太多、玩得太多，也是负担。
“我觉得疲惫不堪”，张祥开始怀念澳洲的生活，平淡、恬静，移民的念头又冒了出来。可是，当张祥的太太申请到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之后，张祥开始心有顾虑。他28岁了，工作有了起色，刚在国内稳定下来，现在却要丢开这一切，去另一个国家重新开始，“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不应该走”。
很快，张祥就体会到了从零开始的艰辛。
有一次，张祥很晚才从市中心坐公交车回家，却不知道地址在哪里。他结结巴巴地跟公车司机说了半天，也说不清楚，司机不耐烦地把他赶下了车。最后，张祥徒步走回了家。
如今，这样“好笑”的经历已不会发生。
张祥每周在一家清洁公司工作4天，客户稳定，收入也不错。妻子在一家赌场里“发牌”，收入丰厚。最让他满意的是，饮食规律，不用被迫喝酒，“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用不着迎合别人的节奏”。
平常，他们会去健身；周末，他们会去海滩晒太阳、潜水、钓鱼。虽然“可能有人会觉得没出息”，但张祥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，“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”。
张祥现在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，会用“很好笑”形容初到澳洲的经历。
“如果回国，我反而会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方式。” 张祥说，“我毕竟有了选择生活的机会。”
坚持就是胜利
小零（化名）在到澳大利亚后不久，就真正体会到了“孤立无援”的滋味。
2008年，15岁的小零离开福州，去澳大利亚半工半读。开始，她住在母亲的朋友家，但一周后，母亲的朋友突然要她搬走。
小零喜欢刺激，对新环境的第一反应是惊喜，很少会犹豫、伤感。但彼时彼刻，她流泪了。“我一个亲戚和朋友都没有，就恳求她，说可不可以再住几周，找到房子就走。可她非让我搬，看都不看我，非常决绝。”
没办法，小零只能找房子。为了省钱，她看到有一个65澳元住一周的地方，立马就搬了过去。这个房间紧凑地摆了4张床垫，连个床架都没有，4个人满满当当的。
安顿下来的小零开始找“可以维持生计”的工作，半年以后，才找到了一份直销减肥产品的工作。
“印象比较深的是，我的一位室友比较胖，很想减肥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准备了一套‘推销词’，结果出乎意料的成功，她不仅买了我的减肥产品，还成了我的‘下线’。”小零的“单子”越来越多，不到1个月，岗位就升了一级，但这并没有帮助她摆脱经济上的拮据。
“这份工作短期内根本不赚钱，反而还倒贴钱。”小零说，“我妈寄给我的生活费，我都拿出来了。那段时间，没钱吃饭是常有的事。”
无奈之下，小零只好寻求其他出路。
小零在澳大利亚的的第二份工作，是在一家华人开的按摩店里做按摩师。
“没有按摩师资格证，学了几次，就上手给客人做颈肩背的按摩。一开始还很紧张，怕出错，怕自己手艺不行。”小零说。
不过，虽然这个行业很规范，她也“不会跟国内的人说自己做过按摩”，免得人家浮想联翩。
小零的很多同事都是中国人。他们大多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，都是刚移民到澳洲，一时找不到工作，不得已只好做按摩。
一对50多岁的北京夫妻给小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因为儿子移民了，他们就跟着儿子来了澳洲。之前，夫妻俩在一家国企上班，都是领导，生活条件优越。来这里，是想靠澳洲的福利过日子，但一来没有入籍，二来还没到澳洲法定的退休年龄，只好“一边工作一边熬着”。
“他们很后悔。”小零说，在国内，他们可以去朋友、亲戚家串门喝茶；在澳洲，他们“觉得按摩不光彩”，不愿意跟国内的朋友联系。夫妻俩又不懂英语，和当地人基本上没有来往。
在小零身边的移民中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“有一位青岛的阿姨，她在这边做清洁工，如果有人问起，她就说自己在澳大利亚卖包子，她觉得这样听起来体面些。”小零说，这是思想差异，“我并不觉得做清洁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相反，我很喜欢这份工作。”
“一开始，我是在一家清洁公司做，后来产生了一些矛盾，就辞职了。”小零说，很多客户打来电话，希望她还能继续为他们做清洁，“他们非常感激我帮他们解决了家务问题”。
如今，两年下来，小零的客源越来越多，她计划聘请员工，组建自己的清洁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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